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座高耸的峰峦。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、文化发达的重要时期，宋继唐后，承传开拓，形成了璀璨恢宏、独具风神的宋代文化。
在宋代恢宏的文化廊苑中，各体文学的发展与成就占有突出地位。明人宋濂谓：“自秦以下，文莫盛于宋”（《太史苏平仲文集序》）。宋文有别集流传者约六百余家，包括流传散篇的作者合而计之逾万人。蜚声文坛的唐宋八大家，宋居其六。宋初由柳开、王禹等承传唐代韩愈、柳宗元宗经明道、重散反骈旨趣，首倡文风改革。继而欧阳修主盟文坛，曾巩、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相继崛起，散文运动形成高潮，创作大量时政论文和文艺散文名篇，确立了平易自然的文章风格，使当时“文风一变，时人竞为模范。”（朱熹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二）南渡前后及宋室末叶，时代风云造就出一批以抗敌卫国为己任的志士，诸如李纲、陈亮、叶适、谢枋得等，写出一些智略辐凑、忠义奋发的爱国文章，也卓有影响。宋诗在承传唐诗的基础上开拓创新，形成了可与唐诗抗衡比肩的独立营垒，创作数量空前丰盛。北京大学正在编纂《全宋诗》，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，为《全唐诗》的四倍。宋代多高产诗人，陆游自谓“六十年间万首诗”。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，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。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，诗家又勇于创新，因而形成与“唐音”殊异的“宋调”。在三百多年的演进中，宋诗出现不少创作群体。宋初诗坛宗法唐人，有白体、昆体、晚唐体，随后出现革新诗派，促成诗风改革，宋调臻于成熟。接着江西诗派、江湖诗派、四灵诗派、逸民诗人相继而起。欧（阳修）、梅（尧臣）、苏（轼）、黄（庭坚）、尤（袤）、杨（万里）、范（成大）、陆（游）等大家，创作了大量名篇佳作，先后辉耀中华诗坛。
宋词是两宋文学的辉煌代表，被称为一代文学之最。前人有“诗盛于唐，词盛于宋，曲盛于元”之说。词体兴于唐，到两宋方始臻于成熟鼎盛，并取得与诗并行而为后世无可企及的地位。由于词是合乐诗体，流播广远，风行于社会各阶层，拥有广泛创作队伍。宋代词作，据《全宋词》辑录，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，词章近两万首。孔凡礼《全宋词补辑》，又增收词人百家，词作四百多篇。宋词数量虽远不迨宋诗，但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，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，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，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，拥有众多接受群体。宋初词坛在承传晚唐五代基础上酝酿新变，晏殊、欧阳修为开山初祖。柳永、张先发展慢声，提高韵味。晏几道、秦少游，展衍婉丽风韵而加以提高。贺铸笔势气舞、气宇豪侠，苏轼开拓堂庑、清雄超拔。北宋末出现了集婉约大成的周邦彦，咏唱伤乱的闺秀高手李易安。继南渡抗金将写作慷慨悲愤的时事词之后，辛弃疾拓展东坡蹊径，挥写爱国词章，形成豪壮派。姜夔则创变婉约词艺，抒发隐沦风情，人称骚雅派。史达祖、吴文英承其余绪，用笔幽邃，寄意深远，词艺精粹。宋亡前后，抗敌志士，岩穴逸民，以浩气凌云的壮词或缅忆故国的哀吟，为词坛作了收结。
宋自立国之始便命运多蹇，外有游牧民族的侵袭，内有冗官、冗兵、冗费的困扰。有识之士无形中产生了种种忧患意识，也激发了他们变革社会的时代责任意识。这些都深刻地反映在宋代文学的优秀篇章之中。
忧念国运、立志报国的作品，在宋代十分突出和感人。北宋前期社会比较安定，但辽、夏侵逼，边防危机已经显露。宋初即有不少作家，写作关念疆防的名篇。如王禹《唐河店妪传》，记述北方边境一农家老妇，面对狂暴无礼的敌兵，机智地“推虏坠井，跨马诣郡”的勇敢故事。作者借此提醒朝臣，要“多用边兵”，加强国防。他在《对雪》诗中，想象边境民夫的沉重负担、防边战士的艰苦生活，末以“多惭富人术，且乏安边议”引咎自叹，体现出对国防的关切。随后梅尧臣的《故原战》、苏舜钦的《庆州败》，都直接记述边防的失败战役，表示对朝臣御敌失策感到痛心。苏舜钦写过不少诗篇力主强兵御侮。在《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》诗中写道：奋舌说利害，以救民膏肓。不然弃砚席，挺身赴边疆。喋血鏖羌戎，胸胆森开张。弯弓射枪，跃马扫大荒。功勋入丹青，名迹万世香。表达了他有志报国疆场的雄心壮怀。靖康事变后，宋室偏安，中原沉沦，朝内主战主降两派斗争激烈，抗战将领和爱国作家，写出不少强兵御敌、光复旧物的政论，和请缨效忠、发愤报国的诗词。前者如李纲《议国是》、虞允文《论今日可战之机有九》、辛弃疾《美芹十论》、陈亮《中兴五论》等，都切实分析敌我、预测战局，提出收复故土振兴国势的战略。后者以岳飞、张元干、辛弃疾、陆游等众多作者的爱国豪吟最足代表。宋亡前后，在同元蒙军殊死斗争中涌现的爱国英烈和逸民，留下不少千古流传的爱国名篇。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、《衣带赞》、谢翱的《西台恸哭记》等，无不广为传诵。文氏的《过零丁洋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成为激励历代英烈舍生取义报效国家的千古名言。
关注农家，体恤民情，也是宋代文林的良好传统。王维“忘己爱苍生”（《赠房卢氏》）、杜甫“穷年忧黎元”（《自京赴奉先咏怀》）的精神，宋代诗文进一步有所昌扬。有的作者曾以老黄牛自拟，生动地摅发了为老百姓鞠躬尽瘁的情怀：耕梨千亩实千箱，力尽筋疲谁复伤。但得众生皆得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。（李纲《病牛》）百里西风禾黍香，鸣泉落窦谷登场。老牛粗了耕耘债，啮草坡头卧夕阳。（孔仲平（禾熟》）基于这种甘为庶民牛的精神，不少文人将视角朝向基层，写出不少关怀民瘼之作。有的反映暴吏扰民。如高弁《望岁》文，阐明要安民，就要将“不当民务者，皆禁而不行。”“暴虐之吏，过于水旱远矣”。梅尧臣《田家语》，写州官为了邀功媚上，强行抓丁，出现“搜索稚与艾”，“父子各悲哭”的惨象。有的反映重赋害民。陆游《农家叹》写农民辛苦耕作，却因偶未交足租赋，被县吏抓到县庭，受尽折磨：“一身入县庭，日夜穷笞。”范成大《催租行》，写基层乡吏以催租为借口敲诈百姓钱财。有的写荒年农家惨景。范成大《后催租行》写天灾连年，颗粒未收，农民由卖衣交租到卖儿女来完税：“去年衣尽到家口，大女临歧两分手，今年次女已行媒，亦复驱将换升斗。”戴复古《庚子荐饥》，写理宗时浙东荒年，百姓“饿走抛家舍，纵横死路歧。有天不雨粟，无地可埋尸。”惨况耳不忍闻。
针砭官场腐败、贿赂公行、上层享乐、世风黑暗，在宋人作品中也警策锐利，引人注目。苏轼应制科考试的策论，就劝谏仁宗“励精庶政，督察百官。”在《决壅蔽》中，他尖锐地指出：凡贿赂先至者，朝请而夕得，徒手而来者，终年而不获；至于故常之事，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，莫不务为留滞，以待请属，举天下一毫之事，非金钱无以行之。这段文字对当时官场的贿赂风行、钱可通神的现象说得何等一针见血。孙因《蝗虫辞》以蝗虫喻指吸吮人民血汗的达官贵人，说：“牟人之利以厌己之欲者，食人之食而误人之国者”，犹如蝗虫，“蝗日益盛，民日益病，蝗日益硕，而民日益瘠”。比喻何其切当。罗大经《能言鹦鹉》，讽刺言行相悖的伪君子是“能言鹦鹉”，他们善于学舌，说起来道理堂皇，做起来劣迹昭彰。辛弃疾《千年调》以幽默笔调讽刺阿谀逢迎的官僚们，在上司面前，“最要然然可可，万事称好”，唯有“寒与热，总随人”，善于“学人言语”的“秦吉了”，方能引人喜欢，得到升迁。凡此都体现出作者对当时恶劣世风的指斥。这些斥时文字，有的直言不讳议论英发，有的借古讽今立意深远，有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层，略无顾忌。
宋人重视思理，一些作家惯于以哲人慧眼扫视生活，使许多诗文富哲思、含理趣、染禅味，具有沉厚的理性机趣。这种哲思光芒有诸多表现。一类是以日常小景隐喻生活哲理，给人以领略不尽的启示。如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，通过探山纪游所体验的“入之愈深，其进愈难，而其见愈奇”的经历，悟出“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”，这就告诉人们：高深的造诣、光辉的成就，只有不畏险远奋力前进方能达到。朱熹《观书有感》：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借描绘池塘景观，启示人们：要头脑清醒，心地明澈，就要坚持学习，不断补充新知。
另一类是从切身体验引发人生反思。如苏轼《超然台记》，借记亭台阐扬正确处理物我关系的人生态度，说明人欲望无穷而外物有限，陷溺其中，烦恼太多，唯有超然物欲，以我役物，方能“无往而不乐”，潇洒地面对人生。徐积《无一事》词：“见说红尘罩九衢，贪名逐利各区区。论得失，问荣枯。争似侬家占五湖。”也是看穿名利的醒迷之言。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苏轼《定风波》，显示以履险如夷的风姿步越突然而来的袭击：莫听穿竹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自然界会雨过天晴，人生旅途中也常会度过坎坷迎来康衢。陆游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（《游山西村》）的名句，久已家传户诵，让人神会。
宋代文学的辉煌及其所表现的独特风貌，植根于宋代的文化土壤和历史条件。换言之，宋代文学的璀璨不过是宋代历史条件下文化兴盛的一个表征。
一如发生在文学领域的豹变，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，伴随通经致用，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，出现了王安石的新学和以张载、周敦颐、程颐、程颢、朱熹、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。宋儒诸子融汇各家，援佛入儒，建构成新儒学体系，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，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。道家的反观内省，禅宗的妙语机锋，则从不同的方面引发了文人的兴致，开扩了人们的思理。这种种因素，陶钧出宋代文学尚理的特点。《沧浪诗话》即指出：近代诸公“以议论为诗”。刘克庄论当代诗，有“或尚理致，或负材力，或逞辨博”（《竹溪诗序》）之语。李梦阳云“宋人主理，作理语”（《缶音序》）。可见重议论、尚思理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色。
在科学技术方面，宋代也有出色的成就。火药的应用，指南针的发明，天文学和医药学的演进，最为引人注目。北宋编写《武经总要》记述火药配方，表明火药开始广泛运用。宋仁宗时已有关于指南针的记述，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更有详细的说明。南宋朱继芳有“浮针定四维”的诗句，所咏就是海上航行时靠指南针来测定方向之事。宋代的天象观测、星图绘制和天文仪器制作水平都有所提高。北宋苏颂、韩公廉等人制造的水运仪象台，早已驰誉海外。苏颂的《新仪象法要》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著。宋代医学家重视对医疗方剂的搜集整理，如王怀隐主编的《太平圣惠方》、贾黄中等编纂的《神医普救方》，采录十分丰富。中草药书籍的编辑出版，在宋代也成绩斐然。如《开宝本草》、《嘉本草》、《大观本草》、《政和本草》，以年号取名，说明本草书各时期层出不穷。
从社会结构上看，有宋一代门阀制度和观念进一步削弱，寒门士人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提高。而朝廷在政策上向文治倾斜，文化上比较开放，教育显示出普及化、平民化趋向，科举取士限制势家特权，开放寒门读书人的通道。对贫寒士子应试经济上给予补贴，“自起程以至回乡费，皆给予公家”（《燕翼贻谋录》卷一）。科举考试录取名额，也比唐代大幅度增加，使寒门人士有更多机会走入仕途、跻身文林。
更重要的是，赵宋自立国之初便面临严重的内外交困，在这种氛围中，士人之间普遍地形成了至今仍为人称道的忧患意识：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；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这种忧乐天下、体国恤民的襟怀不时流露在士人的著述和吟唱之中。如王禹举酒高吟：“男儿得志升青云，须教利泽施于民”（《对酒吟》）。面对乡民倾诉困苦遭遇，张舜民无限叹息：“我闻乡人言，背颡俱汗流”（《乡人言》）；有感于国步艰厄，陆游直写胸臆：“壮士方当弃躯命”（《夜读东京记》），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（《病起书怀》）。而一旦有了施展自己抱负和才华的机会，则积极建言献策，以图变革自强。自真宗、仁宗以来，就不断出现挽救危机的主张，连续涌动振刷衰运变革图强的思潮。柳开早就向真宗陈奏过“若守旧规，斯末尽善，能立新法，乃显神机”（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二十）的政见。范仲淹向仁宗《条陈十事》也说：“历代之政，久皆有弊，弊而不救，祸乱必生。”此后庆历新政、荆公变法，以至南渡后的中兴之论、光复之谋，始终荡漾着不墨守陈规、不安于凝滞的议政风气。这种风气反映在文学上，就是议政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，在创作中反对模拟，强调创新。“意新语工，得前人所未道”（《六一诗话》引梅尧臣语）。“须教自我胸中出，切忌随人脚后行。”（戴复古《论诗诗》）代表当时普遍推重的创作观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即使是以面向过去为主的史学也承担了“资治”的重任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。朝廷正式建立记述当代历史的制度，官方和私人都重视修纂史书，如欧阳修、宋祁、范镇等受命纂成《新唐书》，欧阳修改编官修前代史籍，自撰《新五代史》，陆游编撰《南唐书》。由司马光领衔在官方史局纂成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是我国第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。由南宋李焘编撰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则是编年体当代通史的一部巨著。这些史书不仅有重要的“资治”价值，从文学上说，其中的一些篇章也堪称上乘。
